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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化論的主張與事實 在前面的章節裏，我們依據化石記錄和分子生物學所提供的證據，分析了進化論的無效性。在本章中，我們將闡述進化論者作為理論根據的一些生物學現象和概念。這些話題尤為重要，因為它們顯示：並沒有支援進化論的任何科學發現，而且把進化論者的曲解與蒙蔽公佈於衆。
”變異”是遺傳學的專有名詞，涉及遺傳方面的事件；它引起某一物種的個體或群體具有互不相同的特徵。例如，地球上所有的人類，基本上擁有相同的遺傳信息，但有些人則有所不同，如斜眼、紅發、長鼻，或者有人體形矮小。這取決於遺傳信息潛在的變異。
變異總在遺傳信息的限度內發生。遺傳學把這個限度稱為”基因池”。一個物種在基因庫中的所有特性，由於變異而出現各種各樣的方式。例如，作為變異的結果，在某些爬行動物中，相對地出現較長的尾巴或較短的腿子；因為長腿和短腿的資訊，在這些動物的基因庫中同時存在。但是，變異不會通過給爬行動物增加翅膀或羽毛，或者改變其新陳代謝的方式，使它們轉變成鳥類。這樣的變化，需要增加生物的遺傳信息；這種情形在變異中絕不可能存在。 達爾文在闡述他的理論時，並未意識到這個事實。他認為變異毫無限度。1844年，他在一篇文章中寫到：“大多數作者都假定，自然界的變異的確存在限度，雖然我無法揭示作為這個信念基礎的哪怕一個事實。” 151 在《物種起源》一書中，他把不同的變異例子，作為其理論的最大證據。例如，根據達爾文的觀點，為了獲得新品種的高產奶牛，動物飼養者讓奶牛與不同的種牛交配，最終把牛轉變成另一不同的生物。《物種起源》一書中的幾句話，最能說明達爾文“無限變異”的觀念：
達爾文引用如此牽強的例子，是因為那個時代的人們，對科學原始的理解程度。那以後，20世紀的科學，基於生物實驗而提出了“遺傳穩定性”(遺傳的動態平衡)的原理。該原理認為，通過配種試圖產生新的變異，並不是決定性的手段，而不同生物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屏障。這意味著動物飼養員，絕不可能通過不同動物之間的交配，把牛轉變成像達爾文假定的另一不同的物種。 駁斥進化論的諾曼·麥克佩斯在他的《重審達爾文》一書中寫到：
盧瑟·波班克是最有名的動物飼養專家，他針對這方面的事實說：“可能的發育存在著限度，並且這些限度遵循規律。” 154 丹麥科學家W.L.約翰遜就此評論說：
進化論者當作證據，努力拿出來的一個生物概念，是細菌對抗生素的抵抗力。幾乎所有的進化論資料顯示，他們把這種抗生素的抵抗性作為“生物通過有利突變而發育的例子”。類似的主張同樣，應用於昆蟲殺蟲劑的免疫性機制，如DDT（二氯二苯三氯乙）。 然而，進化論者在這個問題上同樣錯了。 抗生素是從微生物中產生的、抗擊其他微生物的“分子殺手”。最早的抗生素是青黴素（盤尼西林），由亞歷山大·弗雷明（fleming）於1928發現。弗雷明認識到，黴菌中產生可以殺滅葡萄狀球菌的分子，而這一發現是醫學界的一個轉捩點。抗生素來自抗細菌的微生物，其結果是成功的。 不久，發現了一些新東西。細菌隨時間的過去，形成了對抗生素的抵抗力。該機制是這樣運作的：大量的細菌造成抗生素的死亡，而另一些不受抗生素影響的細菌，快速繁殖並組成了整個細菌隊伍。這樣，所有的細菌對抗生素產生抵抗。 進化論者試圖把這種現象看成“細菌適應環境的進化”。 但是，真理遠遠不同於這種膚淺的解釋。在這方面做過詳細研究的以色列生物物理學家、因1997年出版《並非偶然》一書而聞名的李·斯普特納（Lee Spetner），主張細菌的抵抗性來自兩種不同的機制，但沒有一種會成為進化論的證據。這兩種機制是： 1) 轉變抵抗力的基因已經在細菌中存在； 斯普特納教授在200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，解釋了第一種機制： “一些微生物具有抵抗這些抗生素的基因。這種抵抗以退化抗生素分子或將之逐出細胞的形式實現……。具備這些基因的機制，會把它們轉移給其他細菌，使之也產生抵抗力。雖然抵抗機制對某種抗生素有效，但大多數病原體細菌，已成功地積累幾組基因，由它們對不同的抗生素產生抵抗力。”156 於是，斯普特納進一步說，這不是“進化的證據”： “以這樣的方式，產生對抗生素的抵抗力……不是用來說明進化論突變之說的原型。可能注解該理論的遺傳性變化，不必只是給細菌的基因組增加資訊，而必須給biocosm增加新資訊。基因水平式的轉變，僅僅分散一些生物中已存在的基因。”157 所以，我們在此不能談論進化論，因為沒有產生新的遺傳信息：已存在的遺傳信息只在細菌間轉化。
由突變產生的第二種機制，也不是進化的例子。斯普特那寫道：
概括而言，與細菌核糖體接觸的突變，使細菌抵抗鏈黴素。其原因是突變“分解”了核糖體。也就是說，細菌中沒有增加新的遺傳信息。相反，核糖體的結構被分解了，即細菌“殘廢”了。（還有，研究發現，變異細菌的核糖體的作用，不如正常細菌的作用。）由於這種“無能”妨礙使之附著於核糖體的抗生素上，所以“抗生素抵抗力”發育出來了。 同樣，昆蟲對DDT及類似殺蟲劑的免藥力也確有其事。大多數例子說明，已經存在的免疫基因都被利用了。進化論生物學家弗蘭西斯克·阿亞拉承認這個事實：“遺傳的量變對大多數殺蟲劑有抵抗力；這在現有的每一種人造混合物中明顯地暴露了。”159 突變解釋的其他例子，就像上面提到的核糖體的突變，是導致昆蟲“遺傳信息不足”的現象。 在這種情況下，誰都不能聲稱，細菌和昆蟲的免疫機制，是構成進化理論的證據。那是因為，進化論主張生物通過突變而發育。但是，斯普特納解釋說，抗生素的抵抗力和別的生物現象，都沒有顯示過如此突變的例子： 從未有人觀察到需要種外進化（大進化）的突變。表現新達爾文理論需要的那種隨意的突變，就在分子階段一無所獲地完蛋了。我的問題是：用來支撐這種理論的突變，還需要支援嗎？回答只能是'不！'”160
很久以來，“退化器官”的概念作為進化的“證據”頻繁出現在進化論文獻中。當證明該概念無效後，它終於悄然擱置起來了。但是，一些進化論者仍然相信它，並且有人不時努力把它作為進化論重要的證據。 “退化器官”的觀念，最早在一個世紀以前提出。像進化論宣稱的那樣，某些生物的體內存在一些非功能性的器官，是從祖先那裏繼承的、不被使用而逐漸退化了的器官。這個假定很不科學，缺乏必要的知識。這些“非功能性器官”，實際上是“功能還沒有被發現”的器官。
最能說明這種提法的，是進化論者所列舉的長長的“退化器官表”。進化論者S.R.斯卡丁（Scadding）在《進化理論》（Evolutionary Theory）雜誌發表“退化器官能構成進化論的證據嗎？”一文，談到了這個事實： “既然不可能含糊地鑒別無用的器官，用來爭論的器官沒有科學依據，那我斷定：'退化器官'給進化論提不出任何特別的證據。”161 德國解剖學家威德希姆（R.Wiedersheim）1895年列出的退化器官清單，包括闌尾、尾骨等大約100個的器官。隨著科學的發展，人們發現威德希姆列表中的所有器官，其實在人體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例如，被當成“退化器官”的闌尾，實際上是與人體內的感染作鬥爭的淋巴器官。1997年，這個事實清楚了：“身體的其他器官與組織：胸腺、肝、脾臟、闌尾、骨髓，以及一些小的淋巴組織，如喉內的扁桃體和小腸中的皮爾補丁（Peyer's patch）等，也是淋巴系統的部分。它們同樣幫助身體與病菌作戰。”162 列入“退化器官”中的扁桃腺，在保護喉嚨抗感染方面，扮演著重要角色，尤其在人的青春期；位於脊椎骨末端的尾骨，起著支撐盆骨和收縮肌肉的作用；因此，沒有骨就不可能坐得舒服。在隨後的幾年中，人們認識到，胸腺借助T細胞啟動人體內的免疫系統；松果腺負責一些重要激素的分泌；甲狀腺作用于嬰兒和孩子的穩定成長；腦垂體控制許多激素腺的正確運作。而所有這些器官曾被當作“退化器官”。後來，達爾文看成“退化器官”的眼睛中的淚器，實際上負責清潔和潤滑眼球。進化論者關於退化器官的斷言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邏輯錯誤。正如我們剛才解釋的那樣，進化論者聲稱生物的退化器官，是從它們的祖先那裏繼承的。然而，一些所謂“退化了的”器官，並沒有在稱為人類祖先的生物中發現過！例如，闌尾在被認為是“人類祖先”的猿類中並不存在。挑戰“退化器官”理論的著名生物學家H.伊諾克，論述了這個邏輯錯誤：
進化論者匆匆提出的退化器官的假想，存在許多邏輯缺陷，並犯了科學上的錯誤。人體根本不存在所謂從祖先那裏繼承的任何退化器官；因為，人類並非從其他生物偶然地進化而來，而是以現有、完整、俊美形式的創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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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ren C. Eiseley, The Immense Journey, Vintage Books, 1958, p. 186. |
